工作经历及研究领域

注解 1

榮譽在嘲笑我，因爲我在偷偷地追求它！” 這是泰戈爾在 《飛鳥集》 裏的話吧。工作的時候，生活充實得很，常有厚重的成就感。 那時候視名利為糞土，因爲我明白，一個人的愚蠢程度是與他的虛榮心成正比的。

而今，退休多年，幾乎每天的生活内容都是前一天的簡單重複，有時不免感到虛無。就常問自己，“我這輩子都做了些什麽呀？我虛度了多少時光呀？” 這時候，就會回想起往日勤奮工作和学习的日日夜夜，於是得到些許安慰。

羅列在此的并非對榮譽的赤裸裸的追求，而是對自己的一生所遲交的一張答卷。這些起碼説明，我并沒有虛度光陰，我已經竭盡所能，問心無愧。如此而已!

注解 2

说到我的学历，有朋友问,为什么你的最后学历是“哲学博士”，而不是“工学博士”呢？我的理解，这是学衔的两个不同层级。“哲学博士”是学术上的最高层级，要求最高、最严，读起来也最难。 而“工学博士”则次之。“哲学博士”倒不一定与哲学这门学科有必然的联系。称为“哲学博士”有它的历史沿革和学术意义。其实，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于是我就问了问我的百科顾问--AI。 它的回答摘要如下：

Ph.D. 是 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学博士）的简写。但它的“哲学”含义，其实 已经不再局限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学科，而是一种历史沿革。

一、词源与原始含义

“Philosophy” 一词来自古希腊语 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意思是“对智慧的热爱”（philo- = love, sophia = wisdom）。在古希腊和中世纪大学的语境中，哲学（philosophy） 指一切知识与理性思考的总称，包括数学、自然科学、人文、逻辑等所有学问。换句话说，Philosophy 当时几乎等同于“学术”或“知识体系”。

二、学位命名的历史原因

在欧洲中世纪最早的大学体系中，学问分三类： 神学（Theology）; 法学（Law）;医学（Medicine）; 哲学（Philosophy）则包括所有其他学问。因此，任何在非神学、非法律、 非医学领域达到最高研究水平的人，都被授予 Doctor of Philosophy（Ph.D.） 的称号。

三、现代意义

现在的 Ph.D. 并不意味着研究哲学本身，而是表示某人在某个学术领域（例如物理、化学、工程、文学、经济、教育等）进行了原创性研究（original research），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那么，Doctor of Engineering （工程博士，D.Eng）与 Ph.D. in Engineering （工程学哲学博士）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Doctor of Engineering （工程博士，D.Eng）是专业型博士 （Professional Doctorate），相当于工程界的“实践博士”。更强调工程实践、产业应用和项目管理，而不是基础理论或纯学术研究。研究内容通常与工业项目或企业合作有关。 典型授予对象：在工程行业有丰富经验、希望在工程实践中达到博士水平的人。获得此学位的人通常继续在工业界、政府机构或大型工程项目中担任高级技术或管理职务。 而获得工程学哲学博士的人则通常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工作，或者在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

我记得，在开始博士学位的学习之前，需要首先通过一个“博士资格考试”，通过之后，要同指导教师商议是选择读“工学博士”呢，还是“哲学博士”，结果我大胆地选择了 "哲学博士"。很有咬文嚼字的意思了，就此打住吧。

至于我在代顿大学研究院（UDRI）被授予的第一个职称“助理工程师”，这里头还有一个曲折而有趣的小故事。我上世纪70年代在天津冶金研究所 从事变形Fe-Cr-Co永磁材料研究的时候，就曾和同事李东生一起在中国的顶级科学刊物 《科学通报》 上发表过文章。后来1980至1982 在美国代顿大学磁学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又曾经在有影响的国际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章。

1989年12月从代顿大学毕业以后留校工作，分别获得了“助理工程师”和“助理教授”职称。因为我那时已经有了20年在磁性材料领域的工作经验和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科研成果， 我的国内朋友和熟人闻讯后，纷纷为我喊冤。有人说 “你要是不去美国，在国内应该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了。” 90年代初，同校的一位自视甚高的潘姓熟人到北京家里访问时，曾谈及我的职称。说我只是一个最低层级的助理工程师，言语间颇带鄙视之意。 结果弄得我的家人十分为我的前程担忧，而我也没有做任何解释，因为我那时也认为这些都是无所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得多费唇舌的。

可是在代顿大学的研究院（UDRI），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 Professional 这一专业人士层级上只能获得最低的 P1，即“助理工程师”职称。不过我那时如前所述， 视名誉地位为粪土，根本不在意职称的高低，觉得只有努力工作才是正途。

五年以后，获工程师职称(P2)。又六年以后，才升为高级工程师(P3)。按照国内朋友的观点，我浪费了整整１１年呢！ 可是没想到，只又过了两年，就居然获得了在研究院里不太常见的“杰出工程师”（Distinguished Materials Research Engineer,P4）职称。而在教学方面， 1990年获助理教授职称，九年以后，越过了副教授这一级，直接升为正教授。由此看来，荣誉、地位这种东西，你不能主动地追求它，该来的时候，它自然地就会到来。 其实，它即使不来，没有实至名归，也切不可介意。要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才算看透了人生，达到了“俯视红尘”的境界呢。

注解 3

至于我曾在几个国际专业会议上担任过分会主席，客观地说，除了我自己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以外，我的幸运的境遇， 特别是斯特纳特教授对我的看重和大力提携也起了重要作用。说句俗话，很有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意思，并非光靠我个人的努力就得以成就的。

因为斯特纳特教授是公认的稀土永磁之父，创始了两个稀土永磁的国际会议并担任常任主席。开会的的时候，每个分会的主席都是由他和其他的会议组织者商定的， 而他的意见自然会有比较重的分量。由于他对我比较看重，又有鼓励和提携后辈的用心，所以就首先在稀土永磁极其应用国际会议上推荐我担任了一个分会的主席。 要是没有这样的境遇，光靠我自己的努力，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这样的提升，是很少有可能的。

说到这儿不免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1978年被教育部录取为出国研究生以后，我就请留美博士肖纪美教授写给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D.I.保罗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 过了一段时间，肖纪美教授对我说说，保罗教授回信了，说得十分坦率，说资格不够，不能录取我。

其实这个结果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教育界是不承认中国大学的学历的。当时我们出国研究生班一共有二十几个人，开始大家多报美国的大学。后来经历了去美国的困难， 纷纷在教育部的建议下，改去其它国家，如英国、法国、瑞典等。坚持不改的，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去其它国家的大多很快成行，大抵是通过两国的教育部与有关学校 进行沟通，比较快地就见成效。

美国呢，是个特殊的国家，它的教育部对学校其实并没有影响力更没有制约力。教育部的途径行不通，我就大胆的另辟途径，自己直接与美国的大学联系。 不记得一共发了多少封信了，最后终于收到了两个愿意接受的学校。一个是特拉华大学，态度相当热情，还表示我去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双方满意，还会给与我经济支持。 另一个就是俄亥俄州的代顿大学的斯特纳特教授。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我决定到代顿大学，虽然那里并没有经济支持的承诺。不去特拉华的原因是那位教授从事软磁材料 的研究，偏向材料的高频性能，这不是我当时的兴趣所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也解释了为何我在1978年就被录取，而迟至1980年6月方能成行。其实到了那时候，改去瑞典的同学 都已经学成回国了。无论如何，这以后就开始了我在斯特纳特教授指导下从事稀土永磁的研究之路。

科研工作做久了，又发表了不少文章，还包括国际专业会议的特邀文章和做特邀报告，久而久之，就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后来也就在其它专业会议上应邀担任分会主席， 如国际磁学会议等等。

记得在一次在“稀土-过度金属合金中磁晶各向异性和矫顽力国际研讨会”上保罗教授有一篇发言，而恰巧我是那个分会的主席。保罗教授依惯例很客气地叫我 “主席先生”，他当然不会记得我就是那个被他冷漠地拒之门外的研究生了。我当时心里觉得好笑，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注解 4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有专业期刊和科研办公室要求为它们审阅稿件或者评估经费申请报告，要求给出专业意见。这是一个辛苦活儿，费时、费力、费心，还没有任何报酬。但是必须认真做好，绝对没有推脱的道理。 由于我的一部分时间是在美国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工作，在各类课题申请会议上同国防部的人士交往比较多，也就经常为他们审阅科研报告，或者评估经费申请报告。事实上，我自己的科研经费也大多来自这些机构。

以上简要回顾了我这些年来的工作情况，大致都是正面的和顺利的侧面。但是人生哪里有全盘的顺利？有晴必有阴。我在工作上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也有曾经走麦城的时候。但是说来话长，还是听下回分解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