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权力

-- 兼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要作警惕权力的先知先觉者。这对于那些从事科学和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尤其重要，因为他们的日常工作离开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比较遥远，往往容易忽略自己在社会方面的重要责任。

要警惕权力、监督权力、怀疑权力、限制权力。社会上最大的恶就是权力作恶。因为权力在本质上是贪婪的、傲慢的、扩张的、专横的、野蛮的、任性的、排它的、不可能自我约束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这是由人性中恶的一面，即动物性在掌权者身上的集中体现（参见拙文《人性与人脑》)。所以，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必定会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一个公平、正义、合理的社会，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要看在社会本身运作的规范之中，有没有一个实际有效的、可操作的机制对最高掌权者的权力运用加以严格的限制，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解除他的权力。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那么，不管名义上使用什么“民主”、“共和”、“法治”等等好听的名词，实质上都与帝制无异。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作官是出人头地、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不二法门。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夜叉国”一文中对一个不知官为何物的外番少年解释 “官”的时候说，“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

即使在古代帝制的情形之下，为了皇权的长远利益，比较开明的皇帝也会设立某种监督机制，官员可以批评皇帝甚至骂皇帝。唐朝在宫廷中安排了台官和谏官。台官监视百官，谏官监督皇帝。谏官骂皇帝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设立谏官就是为了监督皇帝的。唐代贞观年间的魏征就是骂唐玄宗李世民出了名的。除了谏官以外，一般的文人（知识分子）也可以批评皇帝。著名的文人李商隐、白居易、骆宾王都公开骂过皇帝。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讨武氏檄》中居然敢大骂武则天“秽乱春宫”、“狐媚惑主”、“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武则天看了檄文，再不高兴也得忍着，又批评宰相说，这么有文采的人为什么让他流落民间？

骂皇帝出名的还有明朝的海瑞。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海瑞上书批评明世宗（嘉靖）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海瑞买棺材，别妻子，散童仆，以死上书，将嘉靖帝所犯的错误全部数落了出来,还大胆引用当时的民谣说， “嘉靖、嘉靖，家家都净！”（老百姓被盘剥得一无所有了！）嘉靖帝看了他的奏折，气得发昏，不知如何处置他才好。有大臣报告说，海瑞死都不怕，连棺材都买好了。皇帝一听，倒愣住了。后来还是把他关在大牢里。到嘉靖帝死后，海瑞才被释放出狱。

然而，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建立起对最高掌权者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批评，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开明程度，并没有制度上的切实保障。

真正在国家制度设计层面上对最高掌权者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的体制始于801年前英国的《大宪章》。诞生于1215年6月15日的《大宪章》以规范文本的形式颠覆了王权不受制约的道统，开创了通过法律划定权力与权力边界的先河。这是现代国家制度框架的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哪个国家缺乏这样的基本制度设计，不管它名义上叫作“民主共和国”还是“人民共和国”云云，实际上这个国家其实还没有摆脱集权和专制，并没有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

《大宪章》是妥协的产物，实际上是英格兰国王约翰与造反的臣民经过谈判达成和解的产物。其主要内容包括了保障臣民各项自由与财产的权利、限制王室和政府的权力、保障司法公正等条款。谈判的双方都没有可能取得单方面利益的最大化，都对谈判的结果不甚满意，然而，也都没有超过自己能够容忍的底线。重要的是，恰恰是这种经过反复谈判、妥协、再谈判、再妥协，双方都不满意、但是也都可以接受而达成这样一种折中的不完美的结果，才能实现一种权力与限制权力的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制约权力的目的。与此相反，经由矛盾双方中的一方完胜而另一方全败的途径登上权力顶峰的掌权者就很难不成为专横和任性的独裁者，在这种情况下制约权力也就格外困难。

由于绝对的权力垄断了社会上的一切资源，包括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手段，亿万臣民匍匐在统治者的脚下顶礼膜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历次运动被彻底打断了脊梁，遭到了精神上的阉割以致自阉，逐渐变成了驯服工具和机器上的螺丝钉。像陳寅恪那样，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向权力屈服，具有高风亮节道德风范的知识分子实属凤毛麟角。

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里，应该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进入各级权力机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恰恰是应该置身权力之外，发挥监督权力、限制权力、警惕权利作恶的作用。西方现代政治学认为权力和政府其本质是恶的，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不得不有的必要的恶。没有了这种恶，社会的情形就会更糟，两恶相权，取其轻者。但是，既然是一种恶，就必须把权力和政府放在笼子里，时时刻刻不能放松对它的警惕，严防权力和政府作恶。

对权力和政府的警惕和成见在西方国家之中以美国为最甚，这可能与来到新大陆的首批移民（清教徒）曾经遭到过英国政府的严厉镇压和教会的残酷迫害的有关。以致美洲大陆的十三个殖民地在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获得独立以后，甚至在要不要成立一个中央政府（联邦政府）的问题上，那些建国的先贤们曾有过激烈的长达四个月的争吵。而美国的联邦宪法正是他们在费城经过反复争论、妥协、再争论、再妥协而达成的结果。

不但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防范政府权力作恶的警惕性很高，就连美国政府的雇员对政府也往往持有相当负面的意见。一提起政府，就难免与官僚主义、低效率、服务差联系起来。本文作者曾在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工作多年，常常听到不少政府雇员在谈论政府的时候，言谈话语中带有的不信任甚至讽刺的意味。

我在大学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遇到学生在校园里游行示威，抗议中央情报局来校在毕业生中招聘雇员。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你不愿意到中情局工作，不申请、不应聘就罢了，中情局作为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自然也有招聘雇员的权利。我所在的学校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相当保守的私立教会学校。保守的教会学校尚且如此，在美国东、西海岸那些自由派大本营的学校里，知识分子对权力和政府鄙视的思想状况就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极其强烈的权力参与感。中国文人的抱负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帝师一类的人物成了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如张良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人私下里就常称毛为主公，大概是以诸葛亮自许吧。

限制权力的滥用绝对不是只有利于被统治者，其实也有益于统治者。无数贪官在庭审时痛哭流涕，对自己滥用权力所犯下的罪行追悔莫及就是明证。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当权者，也适用于最高当权者。即以田家英的主公为例，他当政以后一言九鼎，获取了历史上任何帝王都难望其项背的无与伦比的权力。他藐视、破坏一切传统和秩序，自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臣民之中持任何不同意见者，轻则遭到批判、整肃，重则惨遭入狱甚至杀头，这位主公连古代封建帝王的雅量都没有。

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批注中曾狂言要“向全世界挑战”。在文革初期曾几次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支持各国人民的造反斗争，俨然以“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自居，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然而，物极必反，权力达到了顶峰之后就迅速蜕变。文革初期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后，造反、夺权逐渐推向到全国，接着武斗在全国蔓延。中国政情如脱缰的野马，已经非他的能力所能完全掌控。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后，仓皇返回北京的他对前来访问的王海容引用罗隐的诗句说，“运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绝顶聪明的他已经预感到他的运数将尽。四年以后发生的的林彪事件对他又是致命的一击，实际上宣告了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全面破产。

他晚年的生活是孤独、苍凉、悲惨的。1976年春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的时候，看到1949年解放军进城时北京的老百姓兴高采烈、夹道欢迎的场面，与不到一年以前在天安门发生的“四五”事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他自觉回天无力，忍不住哭了起来。接着全体工作人员都失声痛哭，电影也演不下去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经常泪涕俱下地吟诵庾信的 “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反映了他极度悲凉的心境。

他去世以后不到一个月，尸骨未寒，夫人和准太子以及亲信就被一网打尽，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就被继任者彻底抛弃。权力造就了一个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为所欲为最高权力者，然而，也正是权力的腐蚀造成了他最终的人生悲剧，而由此殃及他治下臣民的悲剧又岂是“罄竹难书”一词所能涵盖的呢？

2016年11月2日- 11月9日写于美国大选期间，亚特兰大。